記者從有關方面獲得證實，溫州市政協原主席高忠勛于7月12日下午3時56分因病逝世，享年87歲。遺體告別儀式將于7月18日（周二）上午6時30分，在溫州市殯儀館6號廳舉行。

今年3月份，記者在華蓋山寓所對高忠勛進行采訪。 本文圖片均來自浙江新聞客戶端

　　高忠勛，1931年出生，祖籍湖州，籍貫上海。

　　1983年任麗水地區地委副書記。

　　1986年擔任溫州市委副書記，同時擔任溫州改革開放試驗區工作小組組長。

　　1988年任溫州市委副書記、溫州市常務副市長。

　　1993年到溫州市政協擔任主席，溫州市關工委顧問，市慈善總會顧問。

　　他不僅是溫州的老領導，也是一位老報人。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初，曾任浙江日報溫州記者站站長。1960年2月至1962月3月，曾任溫州日報（當時為浙南大眾報）副總編輯。

　　據杭州市原副市長胡萬里老先生回憶，高忠勛留給他最深的印象是謙虛謹慎、勤奮好學。“我們在溫州記者站一起共事過一段時間，經常一起下鄉采訪，就新聞業務的討論，小到一個新聞標題和導語，大到通訊稿件的采寫，都可以交流很久的時間。”胡萬里說。

　　高忠勛向記者展示他多年收集的報章文字。

　　高忠勛擔任溫州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期間，正是上世紀80年代至鄧小平南巡談話前的那些年，可謂是“溫州最艱難的歲月”。

　　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溫州日報記者沈紹真曾與這位老領導面對面做過一則訪談。

在溫州最艱難的歲月里

——訪市政協原主席高忠勛

　　因為背負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罵名，因為溫州模式“姓資姓社”爭論不休，又因為在溫州試驗區問題上存在分歧……上世紀80年代至鄧小平南巡談話前的那些年，是溫州市委壓力最大、領導最難當的時期。

　　而此間，又恰是溫州的多事之秋。先是1988年的杭州火燒溫州鞋事件；1990年，又有國務院出面嚴查柳市低壓電器事件。

　　高忠勛當時正擔任溫州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他對那段生活自然有著深刻的記憶。

柳市低壓電器：打假還是假打？

　　他記得清楚，那是1990年夏日的一天，劉錫榮書記對他說：老高，七部委工作組來了，省檢查組也來了，你帶市里的工作組去吧……

　　事情的源起是這樣的，1989年底國家技術監督局等部門對樂清低壓電器進行調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國務院辦公廳就此下發《通知》，指出“近幾年來，無證、偽劣產品流入市場，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損害了國家、集體和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危害很大，必須堅決制止”，文件中還使用了措辭嚴厲的“責成”等字樣，要求予以整治。

　　當年柳市這場風波的聲威之大、來勢之猛已可略見一斑。

　　當時因為一直有溫州搞資本主義道路的說法，而一些“假冒偽劣”的柳市低壓電器剛好授人以柄，因此省委省政府很重視，1990年7月由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翁禮華為組長的省檢查組來到溫州，之后由國家技術監督局質量監督司司長董述山為組長的國務院七部局聯合工作組也于抵達溫州。

　　8月23日上午，國務院七部局聯合工作組乘飛機到達溫州，進一步貫徹國務院辦公廳《通知》精神，嚴厲查處、打擊生產銷售無證、假冒、偽劣產品活動……在貫徹落實國辦《通知》上，溫州市委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地方黨委當然要不折不扣執行上級指示精神；但另方面卻又不能不以民生為念，要考慮老百姓吃飯問題，考慮本地經濟發展。

　　溫州市委確定的方針是把查處打擊和疏導扶植結合起來，通過打擊查處將柳市低壓電器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而握有尚方寶劍的七部委工作組態度很明確，那就是要堅決取締，決不能再讓柳市電器“禍國殃民”了，這樣在工作思路、方式上的分歧碰撞就在所難免。

　　高忠勛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任溫州市打假領導小組組長的，這個組長自然不好當。

　　有關工作迅速展開，1990年6月14日樂清縣召開班子擴大會議。劉錫榮在會上要求大家把《通知》看成是國家對溫州工作的關懷與支持……我們要變壓力為動力，使柳市經濟走上正規……

　　8月24日又有報道說：認真貫徹省府電話會議精神，溫州打擊無證、偽劣產品再作部署。報道說：昨日下午，市委、市府舉行匯報會、省委常委、市委書記劉錫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國務院七部委專題匯報溫州貫徹執行國辦《通知》精神，查處、打擊生產、銷售無證，假冒偽劣產品活動情況……

　　在這些公開大會的動作后面，一系列協調、部署會議也在緊張地進行。

　　高忠勛說，此間的一些事是他難以忘懷的。在一次省市縣區聯席會議上，七部委工作組一位領導十分嚴厲地說：你們樂清的低壓電器是在挖天安門的墻角！……農民也能搞高科技？你們是在不顧人家生命的基礎上發財賺錢！

　　劉錫榮說：“農民本來握鋤頭柄種地的，現在能做低壓電器了，也是一大進步……”這被七部委工作組一位負責人說成是“假打”的典型言論，并就此提出溫州是“打假還是假打”的責問。

　　七部委工作組與省市縣區參加的聯席會議不歡而散。七部委工作組還要求直接召開省委省政府領導聯席會議，反映當前柳市打假問題，后來有幾次開會時他們干脆叫市縣的同志都“回避”了。

　　然而，溫州市委領導發展經濟的決心沒有動搖，對群眾參與的溫州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堅信不移。在省檢查組的支持下，高忠勛為組長的工作組始終堅持“打擊、堵截、疏導、扶持”八字方針，很好地落實了“把查處打擊和疏導扶植結合起來”的方針，在“真打”和“真扶”上做了大量工作。如在水陸兩方面嚴查偷運無證偽劣產品出境，把大街小巷數百家個體、手工作坊集中到“樂清柳市低壓電器市場”（由原供銷社改建）等……同年8月份，開展了一次大規模公開銷毀假冒偽劣產品活動，壓路機連續碾軋偽劣產品好幾個小時，圍觀群眾人山人海，極大地擴大了打假聲勢。

　　在扶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舉辦電器生產培訓學校，建立電器檢測中心等，同時還開展申請補發低壓電器生產許可證工作。此外，為切實解決提高產品質量銀觸點問題，在省政府柴松岳副省長和中行行長陳慕華支持下，還爭取到了每年一噸的白銀指標。

　　高忠勛說，這當中的工作是大量的，那段時間除參加市委常委會和處理市里一些重大事情外，他都一直待在樂清。

　　就這樣，柳市打假打出了一個溫州的支柱產業。

　　當年12月1日至3日，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顧問謝紹明受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委托，到樂清柳市視察整治情況。他在柳市考察了一個又一個工廠，對陪同的省檢查組組長翁禮華贊不絕口地說“你們的整頓工作做得很好，有些企業比軍工企業管理得還要好”。

　　高忠勛年輕時的留影。

“烏紗帽挈手里”

　　高忠勛說，1989年后的一段時間是溫州壓力最大、最為艱難的時期。當時甚至有“溫州的政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里”的說法。

　　迫于形勢，當時省里主要領導曾提出要溫州撤消“溫州試驗區”。另外又因有人向中央寫信將溫州描述得一團黑，高層領導批示后，中央三次派人來溫調查，溫州模式幾度處于命懸一線的局面。

　　在此情勢下，溫州怎么辦？

　　高忠勛說，當時溫州市委領導班子對溫州模式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市委書記董朝才明確表示溫州試驗區是中央定的，不能撤，要繼續試下去。在書記辦公議上，大家也都表示說：只要經濟發展了，老百姓富起來了，我們的烏紗帽挈手里，你要拿就拿走好了。叫我們把溫州的民營經濟打下去的事是不做的，溫州已經有柳市“八大王”的教訓了。

　　當然，大家也一致意識到，溫州在發展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要切實解決好。

　　高忠勛是1986年調任溫州市委副書記的。他回憶說，那時溫州模式正起步不久，群眾起來了，但我們的法律法規還沒能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作為市委決策層的一員，這一時期他參與了許多推動溫州模式發展的基礎性工作。

　　當時市委主要領導都分頭下基層蹲點調研。隨后在1988年8月、10月、11月，溫州先后出臺了《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私營企業管理暫行辦法》和《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暫行規定》等重要的地方性法規文件，這些在全國都是最早的，對溫州市場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高忠勛回憶說，因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是個新生事物，送到省里后，省工商部門認為企業性質一欄上不好填。市委向省委匯報，后經省長出面協調，最后省工商部門在“企業性質”一欄后面用括弧加上“集體性質”四字，予以變通解決。

低調的退休生活

　　高忠勛祖籍湖州，父母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解放初期，高忠勛在杭州讀書，作為一名追求進步的青年，高中快畢業時，在老師引導下，他響應號召參加了浙江干校招考，之后在景寧、麗水機關任職；1960年至1962年，曾任《浙南大眾報》副總編輯，后又調任云和縣縣長、麗水地委副書記。1986年調溫州任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1993年擔任溫州市八屆政協主席，1998年任滿后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