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手機“專車”軟件的橫空出世，讓中國城市的公共交通遇到了多年未有之變局。在市民叫好聲中，沈陽、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卻相繼叫停“專車”業務。

　　今年1月，交通運輸部出臺《關于全面深化交通運輸改革的意見》。該意見雖未直接回應出租車壟斷經營權，但明確提出“鼓勵發展多樣化約車服務”。

　　如何看待“專車”？如何改革目前的備受批評的出租車體制？成為了今年全國“兩會”的熱議話題。

　　昨日，全國政協委員、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再次提交提案，呼吁打破出租車牌照的壟斷式管理，實行完全市場化，將出租車數量的配置徹底交還給市場，允許一線司機繞過出租車公司，直接獲得出租車經營權，只要符合準入條件，便可通過交納一定運營管理費用和公共資源占有費用，直接向市民提供出租車服務。他在這份《關于乘勢而上推動出租車體制改革的提案》中建議，政府要拿出明確表態，選擇城市進行試點。

　　去年全國“兩會”，李書福提出的提案涉及空氣質量問題、出租車問題及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三方面，而今年他的提案集中鎖定在租車體制改革上。這是他連續第三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關于出租車體制改革的提案。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他也曾打過專車，并一直關注專車模式和出租車業的改革，“在互聯網時代，專車的出現將對傳統出租車壟斷模式形成極大沖擊。”他認為，解決存在已久的打車難問題，關鍵在于打破壟斷，放開出租車市場。“如何改革考驗的是政府的決心、勇氣和智慧。”蔡繼明說，“不過老虎都敢打，出租車老板的利益怎會不敢撼動？”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律師施杰昨日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府應改變過去社會管理的舊思維，出租車行業應該學習個體工商登記的辦法，把市場放開。

　　從2002年開始調查研究出租車行業、曾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租車行業改革課題的知名記者王克勤昨日表示，滴滴打車和專車終于撬開一個口，為出租車行業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可能。他建議，“放開車頭、管好人頭”，只要拿到工商營業執照、依法納稅，任何人都可以買輛出租車來運營，而從業資格則要從嚴考量，讓開車技術、文化素質、道德修養有保障的人成為出租車司機。

癥狀·亂象

“小改小動，已經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就目前情況來看，針對出租車領域的小改小動，已經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政出多門的改革也不利于這項改革的深入推進。”全國政協委員、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強調。今年1月，交通運輸部出臺《關于全面深化交通運輸改革的意見》。該意見雖未直接回應出租車壟斷經營權，但明確提出“鼓勵發展多樣化約車服務”。在李書福看來，這是一個積極信號，“是對壟斷的一種否定”。

　　他建議政府主管部門，“對出租車體制改革的內容和要求有一個務實的指導意見”。例如，出租車經營權是否允許社會力量有序進入正當競爭？出租車運營權是否還需行政審批？出租車數量控制是否完全放開？出租車車型選擇是否在準入標準前提下放手市場，打破地區壟斷？“這些都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李書福表示。

出租車專營致黑車泛濫，反影響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律師施杰認為，面對目前“專車”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僵局，首先應該正視社會對出租車的需求。“出租車存在的意義，是為更加方便地提供市民出行，彌補城市公共交通不足或者不能覆蓋的現實問題”，他表示，正是目前出租車專營的現實，導致了目前城市黑車泛濫，反倒影響安全性。

　　“在簡政放權的今天，為什么出租車行業卻仍然要實行許可經營呢？”施杰很不認同一些大城市對專車軟件的態度和做法。

出租車數量控制致打車難

　　王克勤曾經參加國務院出租車改革研究課題，2012年發表了一組數據。昨日他表示這些數據到現在并沒有多大變化。

　　王克勤的調研數據顯示：由于出租車的特許經營和牌照發放的總量控制，出租車服務與公眾激增的市場需求矛盾明顯，導致打車難。北京是全國出租車萬人擁有量最高的城市，每萬人擁有90多輛出租車；蘭州是最少的城市之一，每萬人6輛；深圳約為每萬人8輛。

每年稅收約20億財政燃油補貼卻達60億

　　據王克勤調研數據顯示，一般省會城市出租車經營權，即牌照的市場交易價格達到50萬元左右，像溫州、深圳等地高達146萬元。政府管理部門當下對出租車經營權分別采取行政許可與有償轉讓的方式授予出租車經營者，從全國而言，無償許可的占到49.7%；有償轉讓的占到50.3%。

　　綜合全國各地調研結果，平均每輛出租車每年給國家的稅收也就2000元左右，即整個出租車行業每年給國家的稅收總額約20億元。

　　而這樣一個壟斷暴利行業，這幾年平均每年中央財政卻要給這個行業發放燃油補貼達60個億。

問診·改革難

真正被觸動利益的是部門和出租車公司

　　“部門丟失了權力，這個部門就覺得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施杰認為，一些部門之所以不愿意改變現狀，是因為已經形成了部門利益。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由于不少出租車公司是從政府手里無償獲得一批出租車牌照，收獲特許經營權后坐收可觀的收益，而打破出租車行業壟斷市場，真正被觸動利益的將是出租車公司。“如何改革，考量的是政府的決心、勇氣和智慧。”蔡繼明說，“不過老虎都敢打，出租車老板的利益怎會不敢撼動？”

出租車司機群體性事件給政府施壓

　　施杰說，一些政府把出租車作為城市資源拍賣給出租車公司，來減輕自己的管理負擔，通過分包經營權，拿到一定的財政收入，而出租車司機成為這條利益鏈中的弱勢，上交給公司的份子錢占據其薪資中的很大一部分。

　　施杰說，出租車司機身處利益鏈條之中，覺得多一臺專車，自己就少一筆生意。“一系列出租車司機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不排除出租車公司有意組織一些此類行為，從而給政府施壓”，施杰說，但這條利益鏈之下，受損的是出租車司機的利益，也沒給市民沒有帶來任何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