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磊加盟西班牙人隊，無疑是近日中國足壇的一大熱點，也是中國足壇近來少有的高興之事。興奮之余，不少球迷冷靜下來，開始為武磊的前景擔憂起來。

武磊加盟西班牙人出席新聞發布會現場圖

　　畢竟，武磊此番加盟西班牙人拋開其他各種背后的力量，很重要一點還是因為武磊屬于一種“商業模式”的加盟，因為先前已經有過張呈棟、張稀哲等這樣的中國球員也是“商業模式”下操作的轉會，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就像西班牙不少媒體所稱，“武磊屬于‘商業模式’加盟，前景不讓人看好。”不過，盡管武磊此番加盟的確有“商業”因素，但武磊的這種“模式”還是有別于先前張稀哲、張呈棟那樣的“商業模式”，甚至某種程度上，包括日本在內的眾多亞洲國家，已經普遍采用了“武磊模式”。

①“收購”不同于“贊助”

　　隨著歐洲職業足球的發展，任何一名球員的轉會其實已經不再單純是靠實力、靠水平就能夠實現或完成的，即便是像C羅這樣的轉會，整個過程中也夾雜了太多的商業因素。

　　所以，過去那種球員憑實力與水平、從一家俱樂部跳槽到另一家俱樂部，新東家純粹支付一筆轉會費，就算完成“轉會”。這樣的事情在現代足壇幾乎已經消失。當然，在轉會過程中，各種利益以及商業細節，則外界并不知曉，或者說了解不多。因而，動輒“商業模式”一言蔽之，恐怕很大程度上會出現某種判斷失誤。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同上個世紀90年代初，日本足壇的代表性人物三浦知良加盟意甲的熱那亞隊，的確就是我們認知中的最初的“商業模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贊助模式”：日本企業掏錢買下熱那亞隊球衣的胸前廣告，以此作為交換，熱那亞隊吸引三浦知良，并為其提供出場機會。這樣的“贊助模式”，在上個世紀歐洲足壇開始全面商業化發展時較為盛行，不僅僅日本如此，韓國企業也是靠著贊助，將韓國球員送出去。

　　但是，這種模式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或許可行。但數年前，中國企業想再用這種方式將張稀哲、張呈棟等送出去，指望著這些中國球員因此能夠得到那些歐洲俱樂部的認可，恐怕就顯得有些“過時”了。特別是考慮到整個中國足球最近幾年的整體水平以及在國際足壇的影響力與地位，中國球員想要獲得歐洲教練的認可，難度之大，不難設想。

　　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球員如此，近鄰韓國、日本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看著日本有那么多的留洋球員，但實際上，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往往忽略了另外一個情況，就是那些歐洲俱樂部的“東家”已經發生了變更。

　　也就是說，那些闖蕩歐洲的日本球員中，不少其實也是通過“商業模式”加盟的，只不過我們更多地忽略了這樣的細節變化，或曰因為我們對中國足球有一種說不出的“怒其不爭”，以近鄰之表面光鮮來進一步“擠兌”中國足球，所以采取了“選擇性忽略”的辦法與手段。

武磊獲2018中超射手王

②“武磊模式”早為采用

　　實際上，當我們將武磊此番加盟西班牙人稱之為“中資歐洲俱樂部+中國球員”的新型留洋模式，或者更簡單地概括為“武磊模式”時，這樣的模式不僅在我們的近鄰韓國、日本、伊朗等亞洲足壇一流強國中普遍存在，像新近崛起的卡塔爾更是采用如此模式。

　　即便是像泰國等這樣的小國，也已經廣為采用。只不過，由于國內足壇滿足于“窩里橫”、追求國內的風光等這樣的“自娛自樂”的方式，因而也就不會去認真研究、學習近鄰的發展之路。

　　就以本屆亞洲杯賽上已經闖入冠亞軍決賽的日本隊為例。司職中場或中后衛的16號冨安健洋與中場球員6號遠藤航兩人同時效力于比利時的圣圖爾登(Sint-Truiden V.V.)足球俱樂部。

　　但我們或許并未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家俱樂部在2017年6月份就被日本的一家電子商務公司DMM集團公司所收購。后者專門成立了足球事業部，取得有參與營運STVV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成為商業伙伴。至同年11月份，DMM集團又取得比利時足球甲級聯賽的經營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在俱樂部的經營權被日本公司收購之后，1997年出生的富安健洋在2017年夏就從原來的福岡隊加盟該隊；1993年出生的遠藤航則在2018年夏加盟該隊。

　　除了這兩名球員外，還有1996年出生的左后衛小池裕太(2018年初從鹿島鹿角隊加盟)、1996年出生的中場球員謙田大地(2018年從德國法蘭克福隊租借過來)、1994年出生的攻擊型中場球員木下康介(今年剛剛從瑞典哈爾米斯塔德斯BK隊轉會過來、是第一位在瑞典頂級聯賽中效力的日本球員)、1995年出生的中場球員關根貴大(2018年1月從德國因戈爾施塔特04隊租借過來)等四名球員。

　　設想一下，如果不是日本企業在幕后負責經營這家俱樂部，這支球會何以能夠在一個賽季中同時吸納六名日本球員？

　　除了像比利時的圣圖爾登這家球會之外，在法國、德國、荷蘭等多家俱樂部中，也有類似這樣由日本企業在幕后掌控或負責經營的俱樂部，這無疑為日本球員留洋、闖蕩歐洲創造了條件。當然，這么說，并不是要否認日本球員的個人能力與水準。

　　本屆亞洲杯賽上闖入四強的伊朗隊在俄羅斯世界杯賽上因為表現出色，又有眾多球員加入了留洋大軍之中。但由于伊朗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以及被全面封鎖的現實，伊朗球員更多地只能前往非主流國家。

　　在本屆亞洲杯賽上，伊朗隊僅僅召回了9名在歐洲效力的球員，其中兩名在比利時沙勒魯瓦隊效力的球員阿里-格里扎德赫和奧米德-諾拉夫坎兩人均未能入選，原因是有傷病在身。

　　而這兩人之所以能夠在這家比利時頂級聯賽球會中效力，原因也在于：伊朗商人阿巴斯-巴亞特曾在2000年至2012年擔任過這家俱樂部的主席，盡快離任是因為各種非議，但影響力依然還在。

　　因而伊朗球員加盟也就很正常。類似的，還有韓國商人控制了比利時的俱樂部。而伊朗除了在比利時之外，其商人還收購了葡萄牙的至少兩家俱樂部。

　　日本、韓國、伊朗都是亞洲足壇的頂尖強隊，不僅僅是這些亞洲足壇的強國采用這樣的辦法，類似像新近崛起的卡塔爾，也是采取類似的辦法。像卡塔爾基金目前在比利時、奧地利、西班牙等多個國家都全資收購了相應的俱樂部，目的就是將本國球員送到這些俱樂部效力，以得到鍛煉與提高。

　　至于像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也是采取了類似的辦法。像英超有多家俱樂部已經為馬來西亞、泰國商人所控制，只是由于英超的外援有嚴格的限制，這些國家的球員難以前往英超球會效力。但是，在其他歐洲國家，這些商人充分利用有利條件，讓本國球員加盟。

　　譬如，像泰國的主力門將卡文-塔姆薩查南目前在比利時的第二級別俱樂部舊赫綱爾萊魯汶(Oud-Heverlee Leuven)效力，這家俱樂部是由泰國的龍頭旅游零售企業王權國際集團在背后控股，該公司控股之后與泰國足協聯系，選擇一位有能力與水平的球員加盟，在該隊能夠屢屢獲得出場機會。

換而言之，類似武磊這樣的“模式”，在中國足壇或許是新鮮事物，但在亞洲足壇早已為人所采用。而且，類似武磊的，像張玉寧加盟海牙俱樂部，其實就是這種“模式”，只不過張玉寧并不是轉會，而僅僅只是租借。而且，由于張玉寧在海牙隊出場機會不多，因而這種模式也為更多人所“詬病”。

③中資俱樂部資源未協調

　　最近幾年來，中國資本收購的海外俱樂部無數，甚至一度掀起過高潮。即便是如今，依然還有很多俱樂部為中資所掌控。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有很好地將這些資源協調、利用起來，因而，這些由中資收購的俱樂部給人的感覺就是“為收購而收購”，“與中國足球毫無關聯”。

　　加上這些收購海外俱樂部的中國資本所屬管理人員本身對足球、尤其是對歐洲足球諸多政策、規定等并不摸底，需要時間慢慢與接觸與了解，才逐漸明白其中的緣由，因而過去幾年來也沒有讓中國足球能夠真正從中受益。

　　但是，此番武磊走出去、加盟西班牙人俱樂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好頭”，甚至可以說是具有示范性作用。假設武磊未來幾年能夠抓住機會、并能夠穩定地獲得出場機會，則無疑為其他后來者提供了可借鑒意義與可操作性。

　　畢竟，這次是由上而下、上面牽頭，開始重視與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最終促成的這一次轉會。也就是說，在有關方面的指導下，中國足球開始與這些中資俱樂部之間的關系逐漸建立起來了。這就為未來的發展打開了一扇“窗”，未來中國球員留洋也就能夠開出一個新渠道。

　　當然，這僅僅只是一個理論上的說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歐洲各國足壇的規定各不相同，所面臨的形勢與環境也各不相同，需要具體事情、具體問題拿出不同的解決辦法。

　　但無論如何，能夠走出這一步，顯然具有不同以外的意義。這或許才是武磊加盟西班牙人、“武磊模式”的真正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