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泉州可是名符其實的“大都會”，北宋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泉州戶口已達20萬戶以上，是全國人口超20萬戶的八大州郡之一。與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不成比例的是，泉州耕地相對缺乏，糧食無法自給，長期“仰粟于外”。在糧食危機與就業危機的雙重壓力下，泉州人將目光投向了大海深處——去耕耘“海田”，去發展海外貿易，成了他們不得不做出的抉擇。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的《真西山文集》由是稱：“蓋生齒繁而可耕之土狹，故良農寡而逐末之俗成。”正因為泉州海外貿易發展極快，所以它在歷史中才有機會和“市舶司”撞了個滿懷。

□本報記者 吳拏云 通訊員 林瀚 文/圖

伊本·白圖泰是中世紀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曾稱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如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有其塑像。

　　“抽解”比例各朝不同

　　市舶司（使）是我國古代唐、宋、元、明朝代在對外貿易港口設立的辦事機構，用來檢查貿易船舶、征收關稅、收購王室專買品、管理進出口貿易，以及處理其他對外事務。《宋史》卷167載：“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

　　入唐以后，泉州港逐漸興起，是一個蕃客往來之地。唐武德年間（618年一626年），泉州海路所通的國家和地區，東至東北方有日本、高麗，南達南海諸國，西抵印度半島。其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絲綢。進口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明珠、珍珠、琉璃、乳香、熏香、玳瑁、龍腦、樟腦、胡椒、五彩羽毛等珠寶香料。不過，唐代市舶司并未設在泉州。

　　泉州市舶司即福建市舶司，最早設立的時間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該機構在泉州歷經北宋、南宋以及元朝，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才遷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泉州的近400年間，管理著泉州諸港的海外貿易及有關事務，也是福建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

　　據《粵海關志》所述，宋代征收進口貨物稅，稱為“抽解”，即市舶司對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船只所載之貨，按粗細兩色予以征稅。粗色指一般進口貨物，細色指名貴進口貨物。粗色通常是抽十六分之一，細色最高抽十分之四；元初沿襲宋朝舊制，對進出口貨物抽取定量實物。但為鼓勵出口，曾實行雙抽、單抽之法，對進口外貨加倍征稅（雙抽），對出口土貨相對減稅（單抽）。據《元典章》載，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才明確了對進出口貨物的征稅：“令定例抽分，泉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廣東、杭州七處市舶司抽粗貨十五分之一”；明代市舶司只負責貢舶管理，不負責商舶管理，以朝貢貿易制度代替市舶制度，這與前代相比有很大不同。嚴厲的海外貿易管制和朝貢貿易制度，抑制了沿海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也影響了王朝的財政收入。

泉州城南一帶還有“明來遠驛”遺址

泉州市水門巷竹街有南薰門（水門）遺址

　　市舶管理政績影響仕途

　　市舶司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機構，據《宋會要輯稿·職官》所載，主要官員有四位：長官為“市舶提舉”，由轉運使或轉運副使等官吏兼任；下設“監官”一員，主管“抽買舶貨，收支錢物”；“勾當公事”一員，主持市舶司日常事務；“監門官”一員，主管市舶庫，檢察庫存，以防侵盜之弊。

　　據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連心豪介紹，有宋一代海外入貢十分昌盛，從入貢的國家和地區、次數及貢品的種類、數量、價值等方面看，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僅以《宋會要輯稿·蕃夷》中的粗略統計，海外入貢次數就達301次。貢品以香藥為最，象牙、珍珠、金銀器等次之。但最遲在元豐年間，入貢物已全部納入市舶司購銷業務范圍之內了。可見，市舶司制度在逐步地完善。連心豪認為，宋代海外貿易的繁盛與宋政府的激勵政策緊密相關，市舶司被鼓勵“招納外蕃”，甚至有詔令：“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補助以上者，補官有差，監官推賞”。宋廷將官員在市舶管理方面的政績作為官位提升的依據，對發展海外貿易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洛陽橋的建造與泉州海外交通的大發展緊密相關，圖為洛陽橋

　　泉州曾是王朝的聚寶盆

　　在市舶司設立之后，泉州港的海外貿易進入了長期穩定的時期，蕃商來泉者眾，宋政府的收入顯著增加。僅香料一宗，《宋史》稱：“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86780斤有奇。”市舶收入是南宋王朝財政的主要收入，市舶利潤極高，宋高宗就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從建炎二年（1128年）到紹興四年（1134年）7年間，泉州的舶稅收入達到200萬緡。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泉、廣兩市舶司舶稅一年凈收入便達到了200萬緡，約占當時南宋朝廷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海外進口貨物的種類也在不斷攀升，光大食商貨就可用琳瑯滿目來形容。南宋趙汝適在《諸蕃志》中記述道：（大食）土地所出，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龍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蘆薈、沒藥、血竭、阿魏、膃肭臍、鵬砂、琉璃、硨棐、珊瑚樹、貓兒眼、梔子花、薔薇水、沒石子、黃臘、織金軟錦、駝毛布、兜羅綿、異緞等。這些大食商貨多數是趙汝適在泉州港見到的。宋代泉州從海外各國輸入的貨物達400種以上，主要為五類：寶貨、藥物、布帛、雜貨和香料。在進口貨物中，為數最多的是香料和藥物。

　　出口的貨物在海外深受歡迎，除了眾所周知的絲織品、陶瓷外，還有銀銅鐵器等。中國的鐵器正是通過泉州等港口銷往大食的。廈門大學教授莊景輝在《論宋代泉州的海外貿易》中稱，宋元時期泉州的礦冶業以鐵礦的開采和冶煉最為發達。宋時各縣俱產鐵砂，置冶煮煉，其中尤以安溪青陽（亦稱清洋）冶鐵場最為重要。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慶歷五年（1045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清康熙《安溪縣志·卷1·清洋鐵場》：“清洋鐵場，在龍興里（今尚卿鄉）。宋熙寧年（1068—1077年）開，今閉。”宋淳熙年間梁克家主修的《三山志》，曾對冶煉法有簡要的說明：“初煉去礦，用以鑄器物者，為生鐵；再三銷拍，又以作者，為鑐鐵，亦謂之熟鐵；以生柔相雜和，用以作刀劍鋒刃者為鋼鐵”。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朝廷在福州設立地方軍事作坊“作院”，后拓充為“都作院”，內設十一作，大量使用鋼鐵制造兵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福建鋼鐵冶煉業向高層次邁進的作用。此外，灌鋼還開始用于制造農具，使鋼刃農具逐步得到應用，從而對荒地的墾辟和田土的深耕細作起到重要作用。宋宣和年間(1119年—1125年)安溪有用“鐵瓦蓋屋”的，可以想象當時鐵制品使用之廣泛。泉州冶銀則主要集中在安溪龍崇銀場。與礦冶業有關的各種金屬鑄造業也隨之發展起來，產品遠銷海外，是泉州重要利源之一。

　　《島夷志略》中記載的元代泉州外銷商品達90多種，總的來看，輸出品以衣料為最多，日用品和食用品等次之。元代進口商品中，香藥類數量最大，其次是衣料類、寶貨類、食品類及各種雜貨。在衣料上，除宋代進口的品類外，還有八丹布、巫崙布、柔布、苾布、阇婆布、八都剌布、八節那間布、西洋布、麻逸布、占城布、甘理布等。寶貨品類之多，也跟宋代一樣，其他如波羅蜜、萬年棗等食品，以及出自通商各國的土產，貨色繁多，難以枚舉。明代福建市舶司遷往福州后，泉州港逐步走向衰落，海外進出口貿易繁華不在。

　　異域物產輸入國內

　　古時，貨物在港口進出的同時，國內外物產也在相應地雙向流通著。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員林瀚稱，一些古人難得一見的異域物產，就曾經由海上絲綢之路運至泉州港。雖然這些物產未必是第一次來到中國，但是在當時仍屬罕見。而在成百上千年后，它們成了我們司空見慣的存在物，如茉莉、指甲花、無花果、水仙、蘆薈等。

　　茉莉，亦作末利、沒利、抹利、抹麗，原產于西域，中心產區在波斯灣附近，主要分布在伊朗、埃及、土耳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以及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國家，印度以及東南亞各國均有栽培。我國也有栽種，目前所見最早的文獻描述是在《南方草木狀》中所記：“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茉莉花的引種路線，大致為唐初之前由海上絲綢之路移植南海，五代時傳到福建，在泉南、漳北一帶頗為興盛。曾于宋乾道年間擔任泉州知州的王十朋就有詩句“沒利名嘉花亦嘉，遠從佛國到中華。”宋人張邦基在《閩廣茉莉說》中也寫道：“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為眾花之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眾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

　　指甲花，因其花頭、翅、尾翹然如鳳狀，故學名又稱為鳳仙花。在中東、印度等地被稱為“海蒳”。其原產于波斯，在地中海東岸一帶也十分常見，埃及人很早就用花汁來染手指，此后希伯來人、敘利亞人則用它來制作花環。指甲花于唐代即已傳入中國。歷史上，阿拉伯人很早就開始種植指甲花，尤其是阿拉伯女子喜歡用它的汁液來染指甲和修飾自己。在阿拉伯人的傳統婚禮中，進洞房之前還有一個夜晚被稱為“染指甲之夜”。元人陸琇卿在《醉花陰》中也有“曲闌鳳子花開后，搗入金盆瘦。銀甲暫教除，染上春纖，一夜深紅透”的詞句。宋代大量的阿拉伯商人來到泉州進行商貿活動，也將這一植物帶入泉州。

　　無花果，原產于地中海沿岸，分布在土耳其至阿富汗一帶。至遲在唐代時已傳入中國，唐人稱無花果為“阿驛”。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阿驛，波斯國呼為阿驛，拂林呼為底珍。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宋代無花果引種更廣，并出現了“無花果”的名字：“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

　　水仙，又被稱為凌波仙子、金盞銀臺、落神香妃、玉玲瓏，是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產于波斯灣地區，于唐代傳入我國。段成式《酉陽雜俎》對之曾有過如此描述∶“奈柢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涂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因其鱗莖形狀頗似洋蔥、大蒜，宋人又稱之為“天蔥”。

　　蘆薈什么時候傳入中國，確切時間已無從考證。最早利用蘆薈的地區是西亞、北非，《諸蕃志》稱蘆薈“出大食奴發國”。在我國的文獻中，最早出現蘆薈記載的是隋末唐初的《藥性本草》。宋朝的《開寶本草》《圖經本草》《政和本草》中都對蘆薈做了記載，有的還是圖文并茂。史學界普遍認為，宋時，蘆薈被商船從中亞運至東南亞，從東南亞再載至中國南方，而后不斷地蔓延、繁殖，形成了今天分布于我國南方的華蘆薈。明朝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收錄了蘆薈，當時蘆薈藥用價值已經凸顯。